德意志的新教崛起

16世纪，德意志地区的新教势力突然抬头，帝国宪政面临严峻的考验。虽然大多数民众表达了支持宗教改革的态度，但帝国议会却始终反对。事实情况是，在选帝侯议院中，三位世俗选帝侯支持宗教改革，三位甚至选帝侯反对，双方势均力敌。但在诸侯议院中，神职议员多达38名，而俗职议院仅18名。简而言之，此时神罗的诸侯议院正如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上议院一样，不同的是神圣罗马皇帝并非亨利八世（这位国王以有过6位妻子著称）那样有魄力的人物。他无权解散教会，更无权将神职议院逐出议会。于是，帝国议会的决议和世俗社会的发展不一致。尽管新教的传播受到议会的种种掣肘，但马丁路德的思想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50年来，90%的德意志人都成为了新教的信徒。

尽管缺乏帝国整体的支持，但新教还是得到多数世俗诸侯和选帝侯的支持。他们对于帝国议会的阳奉阴违为帝国日后的分裂埋下隐患。

1519年，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身为皇帝，他的权力在帝国内部微乎其微。然而作为诸侯，他无疑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国王之一。他不仅是西班牙国王，还是西印度群岛的国王，控制着那里的黄金和银矿。此外，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米兰、西西里岛和撒丁岛都是他的领地。他还以各种头衔统治者勃艮第、弗朗什-孔代地区和荷兰的17个行省。这样伟大的人物本应该用帝国宪政赋予的权力引领帝国议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作为外来君主，他的母亲，卡斯蒂尔的乔安娜（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行事风格一直对他有深远影响。他无法接受任何对天主教教义的违背。

那个人无法说服我！

查理五世第一次见马丁路德

新教诸侯的势力虽然不是很强大，但他们却得到了广大德意志人的支持，他们与皇帝支持的诸侯彼此敌对，并最终爆发内战。这场战争以新教一方的大获全胜告终，他们迫使对手于1552年召开了帕绍会议，与会代表同意召开帝国议会以维护和平。

1555年，帝国议会在奥格斯堡召开。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代表皇帝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前，新教诸侯出于各种原因倾吞了一些天主教的用地，他们希望能够以法律形式确保自己对这些领地的所有权。《奥格斯堡和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同时也强调门之后会议之前的天主教属地世俗化行为才是合法的。

关于第二条引发了长时间争论。新教一方认为应该允许天主教主教改变信仰，皈依新教。而天主教一方认为改变信仰的主教首先应该辞去天主教教职，放弃其占有的天主教领地。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奥格斯堡合约》仅适用于天主教转为路德教派的情况，不适用于其他教派。

事实上，就如同帝国议会的大多数决议一样，《奥格斯堡和约》流于形式，世俗诸侯们宣称他们有权在自己领地内继续将天主教会的土地世俗化。他们甚至声称教会保留用地不是有天主教掌控的土地，而是为了防止主教和教士发生冲突的备用用地。原有主教辞职后，新当选的新教主教就可以当仁不让地接管天主教保留用地，直至去世。

这样，北德意志的八大教区很快变成新教诸侯的领地。这些人并非真正意义的主教，仅仅是当选的王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当地臣民主要为新教徒。而且只要有足够多的天主教教区转变为新教教区，议会中的多数派自然会易主。但在天主教会看来，这完全是对《奥格斯堡和约》的无耻背叛。这些所谓的“主教”通过钻和约的空子和诡辩来实现对土地的强取豪夺。他们大声谴责，称这些新教管理者不配担任主教，他们不但无权获得主教的土地，更无权获得帝国议会的席位。

遏制新教发展

新教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每个小诸侯都发展起了自己的教派。他们相互攻击、勾心斗角，甚至不惜用武力消灭对手。这时刚刚组建的基督会抓住时机站了出来，以改革罗马教廷的名义呼吁新教各派停止纷争。对比之下，新教各方在道义上处于明显劣势。值此之际，马丁路德早已魂归天国，路德的亲密战友菲利普-墨兰顿在各派教士的攻讦中死于病榻之下。一套新的科学合理的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迟迟没有建立。

因此，占据道德高地的天主教逐渐占了上风，尤其是主张改良的基督会。天主教的主教和修道院长让人们在改变信仰和迁出郊区之间做出选择，科隆大主教则用通婚的方式改变新教徒的信仰。马格德堡的一位新教主教申请成为帝国议会议员，被议会断然拒绝。德意志北方的其他几位诸侯同样如此，他们虽然保留教职，在议会中却并无职位。在几年后的帝国会议上，帝国法庭对于四个教区的地位问题作出最终判决，而判决结果和新教诸侯们期望的完全相反。

如果帝国议会制度真能够反映民意，那我们可以相信，人民还是会支持某种折中方法的。毕竟天主教区和新教教区的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敌意，彼此敌对的只是彼此的统治者。

三大教派及其领袖

天主教区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加尔文教区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世主战派的代表，而路德教区德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世主和派的代表。

当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1597年继承巴伐利亚公国时，公国正深受债务问题与社会动荡的困扰，但在十年充满热情的统治后，公国有了显著的改变。长期以来他把自己的属地管理得井井有条，是封建时代难得的一位优秀统治者。没有哪位诸侯能够像他一样富甲一方，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没有哪个诸侯能够像他那样可以提出各方满意的计划，并且充满耐心地等待执行计划的完美时机。就连他最精明的对手也不吝惜赞美之词：“巴伐利亚公爵计划好的事情自己都长有手脚。”他的计划一旦开始实施，似乎总能获得成功。

如此精明的人物是不可能不经过深思熟虑就断然接受某种思想的，尤其是像这种彻底铲除新教的疯狂思想。在他看来，《奥格斯堡和约》是解决新教和天主教领地争议的法律准绳。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与新教和世俗诸侯为敌。因此，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默默积聚力量，等待机会来临。

对新教徒来说，如此稳健坚决的对手远远比那些大嗓门的新教教义抨击者要危险。他们当然不可能接受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观点，让1555年后新获得的新教领地上的教徒改变信仰。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抵制究竟要到何种程度。

在德意志北方地区，当地新教传统历史悠久，很多领地的新教化早已被帝国内部成员心照不宣地默认，他们没有做出过于轻率的挑衅行为，巴伐利亚公爵自然也没有夺回被占教区的借口。而德意志南方地区的新教领地就像是钉入天主教中心的楔子。这个新教领地的一侧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国、乌兹堡主教区和班堡主教区，另一侧是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畔的选帝侯区，此外还有奥地利的斯瓦比亚地区和阿尔萨斯地区，西属弗朗什-孔代和尼德兰地区。而弗朗什-孔代和尼德兰地区驻扎有当时欧洲最强的西班牙军队。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当地新教诸侯大多数都选择了与北方温和的路德教相差甚远的加尔文教作为信仰。这些诸侯的情感在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四世是加尔文教诸邦名义的领导者，然而他终日喝酒，权力完全掌握在以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为首的顾问团中。

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的点子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是天生的外交家，和欧洲所有政要私交甚密。他认为与天主教的和平无异于痴人说梦。无论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他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当巴伐利亚公爵紧锣密鼓地训练军队时，克里斯蒂安一世仍然执着于外交路线。与表面上不声不响暗地里酝酿风暴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同，他大张旗鼓地实行他的既定计划，发起新一轮天主教财产世俗化运动，却对未来的愿景规划甚少。结果是，连新教诸侯也开始担心自己的领地是否会被下一个占领。

1607年，在自由城邦多瑙沃特的一场冲突过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以保护天主教为由迅速占领了多瑙沃特。这种披着执法外衣的宗教侵略行为引发众多新教城市的不满，他们投身新教诸侯的怀抱。1608年5月14日，在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的组织下，新教联盟成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随即召集了天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成立了天主教联盟。双方都宣称联盟的目的是自卫。

随后的一场变故使局势急速升温。1609年春，尤利西-克里维斯-伯格公国的约翰威廉公爵去世。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和诺伊堡公爵诺尔福冈-威廉都想继承爵位。但一只天主教军队生成只有皇帝有权处理这个问题并占领了公国。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两人一致对外。英国人和荷兰人也急忙赶来，本着打压西班牙的念头为两人撑腰。

然而在处理领地分配的问题上，两人观点产生了分歧。诺伊堡公爵诺尔福冈-威廉自认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告诉西吉斯蒙德：“你只要把尤利西-克里维斯-伯格公国让给我，再把女儿嫁给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即使是受过良好教养的选帝侯也被这样厚颜无耻的要求激怒了。他给了对方一个耳光。我们不知道当时诺伊堡公爵诺尔福冈-威廉做出了什么反应，但是事后，诺伊堡公爵诺尔福冈-威廉居然改信了天主教，而西吉斯蒙德也放弃了路德教，投身加尔文教。

神圣罗马帝国的路德教派持中立态度。他们的领袖萨克森选帝侯不愿亲近任何一方，他希望新教的发展，但不愿为此与帝国兵戎相见。他在1612年提议帝国议会仍应保持最高权力，但应该考虑平衡天主教和新教议员的数量。遗憾的是约翰乔治一世没有坚持己见的魄力，在提议受到挫折后，他选择放任自流，投身喝酒和打猎。

帝国议会就在1613年的一片混乱和攻讦局面中落下帷幕。神圣罗马帝国此时就像一堆干柴，而就在这时，来自波西米亚的一则消息则为它点燃了第一束火焰。

编辑后记

我本来想用最新的nano banana做一个酷酷的海报的，但是汉字的生成真是一言难尽。没找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废案放下面。